王荷波是中国共产党首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党的革命史和党的纪检监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领域介绍王荷波生平的文章十分有限。为此，本书作者多次到王荷波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实地考察，与王荷波的多位亲友进行访谈，并广泛搜集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费时数载，撰写出《中国工运历史英烈传：王荷波》一书。

本书充分展现了王荷波对党忠诚、为了党的事业将生死置之度外，永不叛党的光辉形象。1921年冬，王荷波为了维护铁路工人的切身利益，冒死带领60多名工人赤身露肘、卧轨请愿。1927年3月，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王荷波率领工人武装纠察队，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罢工、罢课、罢市，夺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1927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于18日在北京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在北京的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阅读完本书，许多读者会惊讶地发现，我党一些早期领导人不仅是杰出的革命领袖，而且还是优秀的“企业家”。为了克服工人运动经费不足的困难，王荷波以列宁关于“合作制”的论述为理论依据，在工会系统内创办具有连锁店性质的工人合作社，办水果店，开咖啡馆，因经营有方，生意十分兴隆。在合作社逐渐做强做大，股东人员日益增多，资金进出数目可观的情况下，王荷波敏锐地觉察到加强监察和管理的重要性，及时制定了合作社章程以及财务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王荷波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中严于律己，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工人们把满脸胡须的王荷波，亲切地称呼为“王胡”和“王胡子大哥”。在王荷波40岁生日时，工人们送给他一块题有“品重柱石”四个鎏金大字的大红匾，以表达对他的爱戴与崇敬之情。王荷波的聪明才干与高尚品德，还获得了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著名文学家茅盾的高度评价。他逢人就说：“我真没有想到，这位工人委员王胡子大哥有这么大的才气，这么高的德性。我们党，大有希望呀！”他当时写的《文学与政治的交错》短文，不过千余字，却八次提到了王荷波的名字。

王荷波因工作表现出色，成就突出，深受党中央的器重。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首次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出任主席一职。他不负厚望，查处了一批违纪和贪腐案件，在党的历史上芳名传扬，留下光辉的一页。作为我党在极其艰苦与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王荷波是一位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不计个人成败、荣辱与得失，富有担当精神的优秀共产党人。本书用大量事实表明：哪里有困难、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党需要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1925年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王荷波出乎意料地由“三大”的中央局成员降为“候补执行委员”。但他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努力为党工作。由于他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接应北伐军进驻福建省做出重大贡献，在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凭借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与苦干，王荷波由一名普通产业工人成长为著名工运领袖和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中，王荷波铸造了钢铁般的意志，提升了智慧与才能，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与声望，也获得了与毛泽东结下深厚友谊，与周恩来多次并肩战斗的宝贵机会。

本书有这样一个富有警示意义的情节：因叛徒出卖被捕，王荷波英勇就义。临难前，他托付难友，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并给家人留下“绝不能走与我相反的道路”的遗言。在我党历史上，有无数像王荷波这样的先烈，把个人有限的生命与中国共产党无限的历史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坚信在他们身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勇往直前。